东南法学

参考文献

(1)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办法。而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为了发现犯罪、证实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以及预防犯罪而采取的各种侦查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总称。两者虽然存在交集，但是并不等同，也不包含，因而属于相互独立的概念。

(2)部分司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的财产。这种执法行为有逐利之嫌，类似于在远离本土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因此被称为远洋捕捞式执法。

(3)参见张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制度的问题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第22页。

(4)有学者认为立法将强制措施与强制性措施区别，具有阻断限制人身自由与获取证据之间关联的考量。参见孙远：《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载《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第162页。

(5)参见许译文：《论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的诉讼化改造——以〈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为重点的分析》，载《法学论坛》2023年第5期，第150页。

(6)参见卞建林：《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第25页。

(1)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版，第374页。

(2)参见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3)参见李小猛：《回归基本权利保障本义：刑事强制措施的发生逻辑与体系拓展》，载《法学》2024年第12期，第144页。

(4)参见高一飞、蒋稳：《新时代司法机关配合与制约关系的调整》，载《东南法学》2020年第1期，第115页。

(1)《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款：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文件，应当查封、扣押；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第144条第1款：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2)参见江勇：《依法查封、扣押赃物、赃款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载《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6期，第100页。

(3)参见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郴中法委赔字第7号决定书。

(4)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委赔32号决定书。

(1)《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2款：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2)《刑事诉讼法》第102条：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3)参见吴光升：《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论要》，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年第4期，第82页。

(1)参见董坤：《论对物强制措施与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的保障》，载《清华法学》2025年第2期，第70页。

(2)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附德国法院组织法选译》，连孟琦译注，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69页。

(3)李寿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4)参见[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丁相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5)参见孙谦：《刑事侦查与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5页。

(6)参见施珠妹：《中立性原则在批捕权配置中的嵌入与程序生成》，载《东南法学》2020年第2期，第265页。

(1)参见杨焘：《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模式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2期，第196页。

(2)参见易延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表述与意义空间——〈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的法教义学分析》，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1期，第45页。

(3)参见蒋安杰：《刑事诉讼中的涉案财物处置》，载《法治日报》2024年10月16日第9版。

(4)参见向燕：《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实证考察》，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28页。

(1)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案件涉扶贫领域财物依法快速返还的若干规定》第3条：对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涉案财物，应当依法快速返还有关个人、单位或组织：（一）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涉案财物权属关系已经查明；（三）有明确的权益被侵害的个人、单位或组织；（四）返还涉案财物不损害其他被害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五）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或者案件公正处理；（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对涉案财物先行返还没有异议。

(2)参见张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制度的问题与完善》，载《法学杂志》2024年第5期，第23页。

(3)参见万毅：《论强制措施概念之修正》，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第45页。

(1)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96-297页。

(2)参见陈光中、魏家淦：《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若干问题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5期，第5页。

(3)参见孙远：《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载《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第163页。

(1)参见汪进元、高新平：《财产权的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8页。

(2)参见张遥远：《刑事涉案财物证明的类型化分析》，载《证据科学》2025年第4期，第462页。

(3)参见喻海松：《法典化时代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基本向度》，载《法学论坛》2024年第2期，第39页。

(4)参见熊秋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检视》，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13期，第31页。

(5)参见林钰雄：《利得没收新法之审查体系与解释适用》，载《月旦法学杂志》2016年第4期，第9页。

(1)参见柯耀程：《扣押问题的定性与思辩》，载《高大法学论丛》2011年第2期，第128页。

(1)参见龙建明：《对物强制处分中被追诉人财产权保护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1期，第120页。

(2)参见程光：《我国对物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反思与完善》，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第27页。

(1)参见龙宗智：《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第44页。

(2)参见姚莉：《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反思与改革》，载《法学》2024年第11期，第132页。

(3)参见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涉案财物处理程序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第108页。

(1)参见韩旭：《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主导责任的理论考察》，载《人民检察》2020年第5期，第50页。

(2)参见林烁虹：《探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赋码智能化监督管理新模式》，载《广东公安科技》2023年第3期，第7页。

(3)参见陈卫东：《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分析》，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第50页。

(1)参见李胥：《刑事诉讼案外人诉权保护的理论阐释与现实反思》，载《东南法学》2022年第2期，第143页。

(2)参见胡之芳、朱宝桦：《检察审查：侦查阶段“查冻扣”措施的规制机制——以涉刑企业产权保护为切入点》，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第117页。

(3)参见韩旭：《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治现代化期待》，载《政法论丛》2024年第1期，第62页。

(1)参见丰怡凯：《刑事涉案财物失范处置司法赔偿的反思与重塑》，载《环球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