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法学

参考文献

(1)我国学者对轻罪理论存在多方面的争议：罪等划分类型上，有轻罪与重罪两分法，微罪、轻罪与重罪的三分法等；罪等划分标准上，有基于法定刑或宣告刑的形式标准、基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标准、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标准；具体标准上，有三年说、五年说和七年说等。本文使用“轻罪”概念，但不准备对相关理论争议进行分析，援用中央司法机关统计中使用的“三年”标准；而且该“三年”既包括法定刑的三年，也包括宣告刑的三年。

(2)参见行海洋：《最高法副院长杨万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轻罪审理现代化》，载《新京报》2024年3月9日。

(3)参见佚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3071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12日。

(4)郭航：《刑事一体化理念下轻罪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商研究》2024年第6期，第84页；王强军：《轻罪治理体系中出罪机制的建构研究》，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29页。

(1)吴宏耀：《轻刑化时代的法治观察：如何从惩罚走向治理》，澎湃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3217326927839367&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13日。

(2)参见行海洋：《苗生明：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治罪与治理并重》，载《新京报》2024年3月8日。

(3)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4)孙万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177页。

(1)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3)参见赖早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内涵》，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年5月14日。

(4)参见周光权：《持续推动完善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载《法治日报》2024年6月13日。

(5)例如，《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规定“直系亲属、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或其他直接抚养者中，被判刑或受过组织处理，而本人不能正确对待的”，不予录取和接收；《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规定“家庭主要成员、直接抚养人、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或者对本人影响较大的其他亲属被刑事处罚”的不得被征集为对政治条件有特别要求的新兵。

(6)See Jenny Roberts,Why Misdemeanors Matter:Defining Effective Advocacy in the Lower Criminal Courts,45 U.C.DAVIS L.REV.277(2011),p.300.

(1)参见魏汉涛、桑宇：《轻微罪治理问题研究微罪扩张伴生的负效应及其化解路径——以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为例》，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74页。

(2)如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与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关于帮信罪司法治理的调研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8月25日第4版。

(2)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年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分七种情形对《刑法》第287条之二中的“情节严重”进行了解释。

(1)2023年至2024年6月，国家反诈中心累计推送预警劝阻指令4.2亿条，公安机关见面劝阻1477万人次、拨打电话劝阻3.1亿次、发送劝阻短信2.3亿条，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7亿次、涉诈短信29.6亿条，封堵涉诈域名网址1161.9万个，紧急拦截涉案资金4529亿元，形成了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和损失金额均下降30%，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参见《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photo/20240624/9d8a3cd0b2d245629b812103b7d5bcaf/c.html?page=8.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18日。

(2)参见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法院（2021）内0403刑初169号刑事判决书。

(3)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1年第2期，第139页。

(4)例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自2011年5月至2017年9月，全国共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违法犯罪案件1.9万件，公安机关立案1.4万件，人民法院实际一审判决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4679件。叶昊鸣：《人社部门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1.9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7-10/27/content_523492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8月22日。这说明1.9万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中有1.5万件被行政处理了，仅有不到5000件作为犯罪处理。

(5)参见董丽君：《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行政前置的适用》，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74页。

(6)李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适用与完善路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47页。

(1)参见汪海燕：《轻罪治理体系中的四对范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2期，第72页。

(1)参见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年第3期，第6页。

(2)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1995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

(3)参见许忠剑、赖早兴：《危害公众福利犯罪：缘起、辨析与立场——基于美国刑法中危害公众福利犯罪的思考》，载《刑法评论》2021年第1卷，第13页。

(1)参见苗生明、杨先德：《论行政犯的处罚原则及其实践》，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2期，第85页。

(2)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2016）豫1224刑初208号刑事判决书。

(3)佚名：《媒体对话河南采兰草获刑农民：不知是保护植物，山上无警示牌》，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8021.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1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1)佚名：《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会议纪要——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司法尊重》，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571634849_121123752.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16日。

(2)佚名：《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第一批）：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诉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案》，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786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16日。

(3)参见王俊：《积极刑法观的反思与批判》，载《法学》2022年第2期，第68-85页。

(4)参见欧阳本祺、秦长森：《积极刑法观的实践修正与功能完善》，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70页。

(5)参见佚名：《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403/t20240310_648482.shtml#1.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26日。

(1)参见佚名：《最高检案管办主任董桂文就2020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答检察日报记者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010/t20201019_482434.shtml#3.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26日。

(2)参见佚名：《最高检：今年前三季度认罪认罚案件判缓刑的占36.6%》，中国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8263488954007481&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9月28日。

(1)参见2004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等中央八部委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综治委[2004]4号）；201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5号）；2015年司法部等13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司发[2015]8号）等。各地方也出台相关文件，例如2017年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湖南省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及创业培训工作实施办法》（湘人社发[2017]81号）。

(2)参见佚名：《湖南将服刑人员纳入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湖南省人民政府网，https：//www.hunan.gov.cn/hnyw/bmdt/201801/t20180104_491902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16日。

(3)参见卞建林、肖峰：《刑事诉讼中的审前程序分流——以轻罪治理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24年第2期，第27-45页。

(4)参见余沁：《论刑事诉讼的轻罪预防性治理模式——以附条件不起诉为中心》，载《江淮论坛》2024年第1期，第69-75页。

(1)参见罗庆东：《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轻罪治理中的作用》，载《中国法治》2023年第9期，第16-18页。

(2)参见王守安：《以轻罪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强化检察担当》，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23期，第3-8页。

(3)参见赵星海、符鑫：《轻罪治理的检察路径思考》，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17期，第34-37页。

(4)参见吴春妹等：《刑事一体化视野下轻罪治理的系统思考》，载《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1期，第3-7页；赵天琦、李峰：《轻罪治理的刑事一体化限制路径》，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第59页。

(5)参见朱琪等：《轻罪治理背景下危险作业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检视与完善》，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52-56页。

(6)参见刘浩：《解释论上的刑行协同与轻罪规范的刑罚限缩》，载《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5期，第142页。

(7)Lawrence M.Friedma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BasicBooks,1993,pp.282-283.

(1)参见董丽君：《论基于行政前置限制醉驾行为的犯罪化》，载《东南法学》2024年第1期，第61-76页。

(2)参见赖早兴、董丽君：《论行政犯立法中的行政前置》，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4期，第68页。

(1)See Nora V. Demleitner,Preventing Internal Exile:The Need for Restrictions on Collateral Sentencing Consequences,11STAN. L.&POL’v REv.153(1999),p.158.

(2)See Jenny Roberts,Why Misdemeanors Matter:Defining Effective Advocacy in the Lower Criminal Courts,45 U.C.DAVIS L.REV.277(2011),p.300.

(3)参见刘艳红：《实质法益保护理念下行政犯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25年第2期，第264页。

(1)参见杜文俊：《从治罪到治理视阈下的新时代行刑反向衔接机制》，载《法学》2025年第5期，第100页。

(2)参见文哲：《行刑衔接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载《人民检察》2024年第5期，第74页。

(3)参见付强：《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的规则构建》，载《法学杂志》2025年第6期，第152页。

(1)参见李兰英、魏瀚申：《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效果检视与应然路径》，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00页。

(2)参见姜涛：《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63页。

(3)参见赖早兴、董丽君：《论行政犯立法中的行政前置》，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4期，第73页。

(4)参见刘艳红：《犯罪圈均衡化与刑罚轻缓化：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发展方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年第1期，第17页。

(1)张馨予：《最高检：轻罪治理已是时代课题》，中国新闻周刊网，https：//news.inewsweek.cn/society/2024-07-29/2268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10月6日。

(2)参见闫鹏远：《减轻轻罪犯罪附随后果探究》，载《人民检察》2023年第24期，第48页。

(1)参见赖早兴：《美国犯罪记录制度改革及其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2期，第157页。

(1)参见张明楷：《轻罪立法的推进与附随后果的变更》，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4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