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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与行政的互动促成"算法行政"的诞生。算法行政旨在促进政府决策模式的优化,其以海量数据和完善的算法为基石,以自动化决策为中心,需要纳入代码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双重规制。算法在逐渐超越工具角色,成为执行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则,但这种定位并未与传统行政的运作规律协同一致。算法法则在嵌入行政活动中改写了程序性要求,算法黑箱、算法自主和算法外包对相对人参与中知情权、听证权和监督权的行使造成困难。为保障相对人有效参与算法行政过程,充分行使程序权利,需要行政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将行政公开程序、说明理由程序、听取意见程序、程序责任制度的法定要求内化为算法透明、算法解释、算法责任的技术规范要求,实现算法技术规范的法律化,通过法律化的算法技术规范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Abstract：(1)参见[美]安德鲁·V.爱德华：《数字法则：机器人、大数据和算法如何重塑未来》，鲜于静、宋长来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Ⅷ-2页。
(2)徐继化、冯启娜、陈贞汝等：《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17页。
(3)参见秦梅玉：《自动化行政的兴起及其法律挑战》，载《社会科学动态》2021年第2期。
(4)[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56页。
(5)参见崔月琴、王嘉渊：《以治理为名：福柯治理理论的社会转向及当代启示》，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6) See A. Rouvroy. The End(s)of Critique:Data-Behaviourism vs. Due-Process,in M. Hildebrandt,K. D. Vries. Privacy,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outledge,2013.
(7)参见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2期。
(1)参见张欣：《算法行政的架构原理、本质特征与法治化路径：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
(2)参见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
(3)参见刘叶婷、唐斯斯：《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载《电子政务》2014年第6期。
(4)参见科尔曼等：《算法导论（原书第3版）》，殷建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5)参见孙清白：《人工智能算法的“公共性”应用风险及其二元规制》，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
(6)参见丁晓东：《论算法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7)参见肖冬梅：《“后真相”背后的算法权力及其公法规制路径》，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
(8)参见张欣：《算法行政的架构原理、本质特征与法治化路径：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
(9)参见[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1)朱婉菁：《算法维度下人工智能嵌入治理的风险研判及政策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2)参见谷志军：《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三重逻辑——基于行政决策要素的案例分析》，载《新视野》2021年第2期。
(3) See Mark Bevir. Governance:Politics and Power,Encyclopedia Britannica,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governance，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12月7日。
(4)参见虞青松：《算法行政：社会信用体系治理范式及其法治化》，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2期。
(5)参见蒋舸：《作为算法的法律》，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
(6)参见郑智航：《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危机与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7)参见程关松：《司法效率的逻辑基础与实现方式》，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8)参见马颜昕：《自动化行政的分级与法律控制变革》，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参见余盛峰：《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2)[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3)参见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4)参见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
(5)参见陈景辉：《算法的法律性质：言论、商业秘密还是正当程序？》，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
(6)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66页。
(7)参见郑戈：《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
(8)参见余盛峰：《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9)参见崔靖梓：《算法歧视挑战下平等权保护的危机与应对》，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1)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41页。
(3)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第233页。
(4)参见[美]弗兰克·帕斯奎尔：《黑箱社会：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则》，赵亚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5页。
(1)参见谭九生、范晓韵：《算法“黑箱”的成因、风险及其治理》，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2)参见张凌寒：《算法自动化决策与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冲突与调和》，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6期。
(3)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页。
(4)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5)狄骥：《宪法论：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82页。
(6)吴明熠：《从听证走向协商：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实践反思与程序嬗变》，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7)参见程关松、王国良：《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1)参见章剑生：《行政听证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参见李河：《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3)参见王飞跃：《人工智能：第三轴心时代的来临》，载《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4)参见[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96页。
(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 See Margot E. Kaminski. Binary Governance:Lessons from the GDPR’s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2,2019,p.1529.
(7)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页。
(1)参见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页。
(2)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3)参见陈党：《公民监督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
(4)参见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载《法学》2017年第3期。
(5)参见郭哲：《反思算法权力》，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
(6)参见李文静、栾群：《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法律规制：现实、理论与进路》，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7)参见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
(1)参见程关松：《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2)参见程关松：《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美]约翰·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程朝阳、毛凤凡、秦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2)参见郭春镇：《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3)参见谭九生、范晓韵：《算法“黑箱”的成因、风险及其治理》，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参见徐子珊：《从算法到程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5) See Cynthia Stohl,Michael Stohl,M. Paul Leonardi,Managing Opacity:Information Visibility and the Paradox of Transparency in the Digital Ag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Vol.10,2016,pp.123-137.
(6)参见徐凤：《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的法律规制——以智能投顾为例展开》，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6期。
(1)参见丁晓东：《论算法的法律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
(2)相关内容包括《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3、14、15、22条。
(3)参见张欣：《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算法治理的多元方案和本土化路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4)参见唐林垚：《“脱离算法自动化决策权”的虚幻承诺》，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6期。
(5)参见张欣：《算法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6期。
(6)参见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解释权：背景、逻辑与构造》，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7)参见许可：《健康码的法律之维》，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1)参见贾章范：《法经济学视角下算法解释请求权的制度构建》，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 See Lilian Edwards,Michael Veale. Slave to the Algorithm?Why a“Right to an Explanation” Is Probably Not the Remedy You Are Looking for. Duke Law&Technology Review,Vol.16,2017,pp.55-58;Andrew D. Selbet,Julia Powles.Meaningful Information and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Vol.7,2017.
(3)参见魏远山：《算法解释请求权及其权利范畴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4)参见解正山：《算法决策规制——以算法“解释权”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
(5)参见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69-2670页。
(6)参见张欣：《从算法危机到算法信任：算法治理的多元方案和本土化路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1)参见张凌寒：《〈电子商务法〉中的算法责任及其完善》，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参见龙文懋：《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哲学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3)参见许娟：《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风险行政责任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4)参见杨解君：《行政法上的义务责任体系及其阐释》，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6)参见王连昌、马怀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3页。
(7) See Mark A. Lemley,Bryan Casey. Remedies for Robo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Vol.86,2019,p.1311.
(8)参见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0-2703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922.1
引用信息:
[1]程关松,苗运卫.相对人参与算法行政的困境与出路[J].东南法学,2021(02):43-57.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治中国的主体性建构研究”（项目号：19FFB030）; 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广州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行为法机制研究”（项目号：2019GZYB17）; 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法律问题研究”（项目号：ZDPY202034）; “双一流”建设项目“数字技术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法律保障”（项目号：K5200890）
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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