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法学

参考文献

(1)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h/202403/t20240309_648173.shtml，访问日期2025年5月28日。

(2)参见喻海松：《论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革新与续造》，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3期，第203页。

(3)《刑事诉讼法》第286条采“原则+例外”的立法模式，原则上封存的犯罪记录不得向任何主体提供，但例外有二：司法机关基于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行查询。

(1)宋英辉、杨雯清：《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38页。

(2)参见梁云宝：《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展开》，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第37页。

(3)参见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刑再3号再审刑事决定书。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0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1-96页。

(5)缐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既已封存不宜查询》，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7日，第3版。

(6)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3月9日，第3版；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3页。

(7)See England G,Codes of Laboar Rights:Some Canadian Pointers,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39(3),1980,pp.557-575.

(1)See Kirkpatrick A. M. Criminal Record-Social Consequences. Chitty’s LJ 15(1967):264.

(2)参见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0381行初77号一审行政判决书。

(3)参见刘计划、陈丽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财经法学》2015年第3期，第66页。

(1)https：//criminal-justice.iresearchnet.com/criminal-justice-process/appeal-and-post-conviction-remedies/expungementand-sealing-of-criminal-records/，访问日期：2025年5月28日。

(2)https：//ccresourcecenter.org/2022/02/24/expungement-sealing-set-aside-of-convictions-a-national-survey-2/，访问日期2025年5月28日。

(3)参见吴尚聪：《现代性、社会控制与犯罪记录制度：犯罪记录的谱系学考察》，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96页；张吉喜、张正旖：《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第109页。

(4)参见余成峰：《卢曼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法律功能》，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34页。

(1)See Alexia Lindley Faraguna,Wiping the Slate…Dirty:The Inadequacies of Expungement as a Solution to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Federal Convictions,Brook. L. Rev.,Vol.82,2016,p. 968.

(2)参见吴尚聪：《现代性、社会控制与犯罪记录制度：犯罪记录的谱系学考察》，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85页。

(3)参见罗翔：《犯罪附随性制裁制度的废除》，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5期，第30页。

(4)参见彭文华：《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规范化研究》，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181页。

(5)参见陈庆安：《单位适用从业禁止问题研究》，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92页。

(1)基本权利冲突是指复数的基本权利主体为实现相互冲突的权益，向国家主张相互对立的基本权利的适用。[韩]权宁星：《基本权利的竞合与冲突》，韩大元译，《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第78页。

(2)参见李海平：《论基本权利冲突结构的范围限定》，载《法商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3页。

(1)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2)参见陈征：《宪法社会权的价值属性与规范定位》，载《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5期，第19页。此外，经营自由权是否属于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尚有争议，但本文对此不做赘述，承认经营自由权属于基本权利。

(3)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Background Checking:Conducting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at 3(January 2010);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Workplace Violence Survey,at 18（fig. 17）(January 2004).

(1)Jacobs,James B. The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Chapter 9. p. 191.

(1)参见保罗·H.罗宾逊：《为什么刑法需要在乎常人的正义直观？——强制性与规范性犯罪控制》，王志远译，载《刑事法评论》2011年第2期，第147页。

(2)齐延平：《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88页。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4)参见尹建国：《基本权利冲突视角下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载《法学》2023年第1期，第67页。

(1)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814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2)参见王利明：《论民事权益位阶：以〈民法典〉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38页。

(3)参见王锴：《基本权利冲突及其解决思路》，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40页；范洁：《论权利行使与网络公共言论的出罪》，载《南大法学》2023年第5期，第45页。

(1)Head&Amory v. Providence Insurance Co. 6 U.S.(2 Cranch)127(1804).参见林少伟：《公司目的之演变与制度实现》，载《法治研究》2023年第4期，第20页。

(2)Michael Sachs,Verfassungsrecht II Grundrechte,Berlin u. a. Springer,2000. S. 49. ff.

(3)时延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定位与制度构建》，载《比较法研究》2025年第2期，第18页。

(4)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174-175页。

(1)参见张翔：《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载《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63-64页。

(2)参见张吉喜、郑达：《日本前科资格限制制度及其对我国犯罪附随后果体系优化的启示》，载《东南法学》2025年第1期，第92-112页。

(3)参见吴尚聪：《犯罪记录的双重属性及其使用限度——以个人信息为切入》，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94页；苗梅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6期，第1600页。

(4)Jacobs,James B. The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Chapter 9. p.160.

(1)Jacobs,James B. The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Chapter 9. p. 166.

(2)参见曾新华：《犯罪记录封存‘但书’规定的法教义学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2期，第138页。

(3)参见梁云宝：《我国应建立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39页。

(4)王尚新：《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情况的介绍》，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5期，第12页。

(5)See Dash Dejarnatt,Changing the Way Adult Convictions Are Vacated in Washington State,Seattle Journal for Social Justice,Vol.12,2014,pp.1051-1059.

(1)在美国通常是涉及公然违反宪法的案件。例如，被告的逮捕是出于种族和政治动机。See Doe v. Webster,606F.2d1226,1230(D.C.Cir.1979).

(2)United States v. Davis,Criminal Action No2006;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Sean A. EVANS.

(3)参见江溯：《从记忆到遗忘：欧盟被遗忘权制度的运行及其启示》，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28-129页。

(1)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第二版），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2)New Jersey Superior Court Reports at 202,230 A.2d 508.

(3)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9页。

(4)叶小琴：《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时间起点的认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8年第6期，第34页。

(1)Jane Doe v. United States,110 F. Supp. 3d at 457,2015 WL 2452613.

(2)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13页。

(3)[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7-48页。

(4)参见彭文华：《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体系定位与本土设计》，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3年第4期，第145页。

(1)参见赵宏：《行政违法记录的法治纠偏与规范建构》，载《法商研究》2024年第5期，第149页。

(2)参见彭文华：《我国刑法制裁体系的反思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第131页。

(3)参见张寒玉、张红良、王英：《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检视》，载《中国检察官》2024年第5期，第66-69页；宋英辉、杨雯清：《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20-40页；那艳芳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解读》，载《人民检察》2022年第13期，第32-36页。

(1)参见吴尚聪：《犯罪记录的双重属性及其使用限度》，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93页。

(2)参见《最高检：轻罪已是时代治理课题》，载《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7月29日第1150期；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第六调研组：《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载《中国应用法学》2025年第5期，第154页。

(3)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自我负责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的法律哲学》，刘幸义、陈显武、秦季芳等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21页。

(4)参见京特·雅各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5)参见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年第4期，第97页。

(1)Elena Larrauri,Legal Protections against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in Europe,16 Punishment&Society 50-73(2014).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2018）。

(2)参见曾新华：《犯罪记录封存“但书”规定的法教义学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2年第2期，第136-137页。

(3)参见陈兴良、刘树德、王芳凯编：《注释刑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15-216页。

(4)参见张翔：《具体法治中的宪法与部门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05页。

(1)参见蒋红珍：《〈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行政监管》，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52-53页。

(2)See Simon,Jonathan,Sharon Dolovich and Alexandra Natapoff. The second coming of dignity. The New Criminal Justice Thinking ,2017:275-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