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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抑或“共和”？——美国宪法精神探析
李晓波;美国宪法精神研究遵循着"民主"和"共和"两种路径,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民主"和"共和"研究范式。考察美国宪法生成的深层次背景和开国先辈们的思想踪迹,发现制宪者们对选择何种政治哲学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审慎的和现实主义的。古典希腊民主理论和实践是制宪者们大加排斥的,"纯粹民主政体"并不是宪法精神,宪法中的原旨精神是"共和",此"共和"非彼"共和",其本质上是想建立一种超越了古典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共和式民主"国家,确保国家和人民"双重自由"的实现。美国宪法精神的探析为中国宪法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模式,同时也为中国宪法的全面实施提供了若干启示。
《民法总则》代理制度的新发展——根据朱庆育教授讲座录音整理
朱庆育;<正>时间:2017年5月26日地点: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人文讲座报告厅主持人:肖冰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冰教授:今天我们邀请了浙江大学法学院的朱庆育教授。我想不用我们多介绍,大家对朱教授早有耳闻。下面就有请朱老师开始精彩的演讲。朱庆育教授:谢谢学院的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很荣幸来到东南大学这所"六朝松下听萧韶"的百年名校来讲课。关于《民法总则》的讲座很多,我关注了东大法学院的系列讲座,前面几位老师都比较侧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犯罪中刑法规制研究
康兰平;王紫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如火如荼地开展,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道路交通领域的一项重要应用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其在促进生活方式走向便利与智能化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以"人"为行为主体的刑法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的刑法适用难题:自动驾驶汽车辅助下产生的新型犯罪行为、"算法黑箱"导致的传统刑法因果关系链条模糊、自动驾驶系统的自主性导致的犯罪主体缺位等。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昭示着其背后的法理争议:交通犯罪行为方式的范围是否需要拓宽?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否具备独立的犯罪主体资格?自动驾驶场景下交通犯罪应如何归责?本文将立足于对自动驾驶主体资格进行否定的立场对其交通犯罪的刑事归责问题进行刑法规制探讨。
立法禁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陈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向来被视为美国法院对言论自由提供保护的根基所在。寥寥十余字的宪法条款,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免遭政府公权力的压制,划出了一个绝对的"立法禁区"。制宪者所阐发的"麦迪逊前提"揭示了该条款的政治学依据,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就此议题一再回避达百年之久,但是"霍姆斯一布兰代斯反对意见"所确立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却为最高法院触及该条款的真义拉开了序幕。最终,通过"《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所确立的"沙利文标准","立法禁区"真正得以建立,公民的政治言论自由获得了充分的保障。
论新兴数字权利与宪法的交互模式及其保障路径
万千慧;数字时代的新兴权利相比于一般新兴权利而言更加易于同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发生交互，引发其性质认定、宪法基础、保护方式的若干争论。二者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充模式、吸收模式和形式合宪模式三种关系样态，面临合宪性基础薄弱、权利诉求膨胀与证成口径紧缩之间张力过大、宪法统合和部门法协调结构不畅的困境。应当在围绕基本权利体系宪法性与系统性的核心前提下，重构新兴数字权利与基本权利的二阶层交互模式。以人权条款的适切性、“人是目的”的价值性和法秩序的创造性为第一阶层的判断标准；以主观公权利功能考察和总纲条款、国家机关权力条款、基本权利确认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的综合运用为第二阶层的判断标准。通过正当性与必要性的二阶分流和总量控制，以立法依据条款为主导，以弱司法能动主义为补充，推进数字时代基本权利体系的审慎扩展。
信赖保护原则的现实图景与实现路径——基于行政许可案件的实证考察
张鲁萍;行政机关恪守信赖保护原则是实现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应有之义。而充分了解该原则的实践运行，则是推进其进一步本土化，促进功能发挥的前提。通过对行政许可领域的实证考察，可以发现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高度尊重行政机关、怠于履行利益衡量职责、忽视行政相对人程序权益以及财产性保护不足等困境。产生困境的缘由来自多方面，既与公共利益的认定困难、制度供给不足有关，亦受粗疏的司法审查技术影响有关。对此，需要通过强化政府诚信意识、完善规范依据、优化审理规则及推进案例指导制度等来克服困难，保障原则的实现。
电子化证据鉴真：挑战与应对
张兴美;电子化证据是对证据的电子化处理及其结果，作为派生证据，电子化证据的适用会对最佳证据规则造成挑战。电子化证据鉴真是功能等值的发挥最佳证据规则内在价值的程序要求，它通过“端点比对”方法审核法庭上出示的电子化证据与作为其来源的实物证据的相符性，鉴真的结果决定了电子化证据能否准入司法，于在线诉讼中使用。电子化证据鉴真的形式性和前置性特征为法官让渡鉴真职权，实现跨域司法联动的鉴真方式提供了可能。跨域司法联动式电子化证据鉴真既可以保障电子化证据鉴真主体和鉴真结果的正当性，也可以缓解案件审理法官鉴真能力的局限，从而有利于缓和电子化证据适用过程中最佳证据规则与远程庭审之间的价值张力，进而拓展全流程在线诉讼的适用空间。电子化证据鉴真的实现离不开诚信原则、实质化的审前准备程序和一站式诉讼服务平台的保障。
互殴情形下防卫权的范围：实务考察与标准再明确
邓洁;徐光华;正当防卫案件与互殴案件在审判实务中认定较为混乱，虽然《指导意见》对区分互殴与正当防卫作了相关规定，欲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区别，但由于实务中案情较为复杂，互殴案件依旧难以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多数情况下，司法机关强制赋予行为人“回避义务”，要求行为人面对危险时应理性克制；对于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形，未肯定该情节对防卫性质的影响；甚至过度要求行为人防卫意图的纯洁性，否定防卫过程中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可以并存。因此有必要在结合司法实务与《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如下原则：只有在面对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行为人在起因方面有重大过错时才被赋予“回避义务”；区分被害人的一般过错与严重过错，以合理认定正当防卫；在相互“约架”以及在面对轻微暴力但采取致命反击行为时，排除防卫意图，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
相对人参与算法行政的困境与出路
程关松;苗运卫;算法与行政的互动促成"算法行政"的诞生。算法行政旨在促进政府决策模式的优化,其以海量数据和完善的算法为基石,以自动化决策为中心,需要纳入代码规则与法律规则的双重规制。算法在逐渐超越工具角色,成为执行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则,但这种定位并未与传统行政的运作规律协同一致。算法法则在嵌入行政活动中改写了程序性要求,算法黑箱、算法自主和算法外包对相对人参与中知情权、听证权和监督权的行使造成困难。为保障相对人有效参与算法行政过程,充分行使程序权利,需要行政机关遵循法定程序,将行政公开程序、说明理由程序、听取意见程序、程序责任制度的法定要求内化为算法透明、算法解释、算法责任的技术规范要求,实现算法技术规范的法律化,通过法律化的算法技术规范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陈瑞华教授演讲实录
陈瑞华;<正>各位律师朋友,非常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讨论刑事辩护问题。我和律师交往很多,已经有十来年的交往历史了,包括全国律协,包括省级的律协。除了讲学以外,我也做了一些研究项目,对刑事辩护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也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虽然我本人不是辩护律师,但是和律师界有各种各样的交往。其中,我印象最深、最早、最密切的交往来自我和田文昌律师领导的全国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合作的一个项目。在为期一年多的调研时间内,我参加了20多个座谈会,与数百名全国最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进行了交流,了解了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