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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主权壁垒：形成机理与法律规制
高天书;当前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的深度开发应用与数字经济的大规模发展使得数据安全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该问题的过度关注促使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主权壁垒日益显现。脱胎于传统主权理论的数据主权，一方面突出对数据本地化储存的过度保护，另一方面意图通过数据流动规则竞争实现数据霸权。数据跨境流动中意识形态博弈下的政治干预、数据风险防范下的安全至上、数据价值开发下的规则竞争与区域数据监管下的差序格局共同构筑了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主权壁垒。该壁垒的破除需要法律规制力量的介入，在当前数字技术水平与数据贸易现状的基础之上，以兼顾安全与自由为原则指导，重申数据开放与数据保护的价值内核，建构融贯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数据流动规则，协调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监管，以此保障数据合理、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
行政负责人出庭的规范分析与制度反思
王世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迎合了实质性化解纠纷的现实需求,但由于依托行政诉讼调解,该制度从产生伊始便蕴藏着合法性危机。该制度将行政诉讼信访化,将诉讼的实效寄望于行政权力而非司法程序,不但有悖于宪法的民主与法治原则,也不符合首长负责制、行政组织法、诉权和处分权原则。该制度与行政诉讼代理制度、行政诉讼责任制度也不相容。该制度规范自相矛盾,效力自我否定。而且对该制度的司法解释也有自我设权、超越职权的违宪之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被确立和维系的原因在于被期待的社会效果,而实际呈现的却是缺乏实效的政绩模式和指标数据。为此应当进行实证考察,撩开"高出庭率"的面纱,揭示"出庭不出声"的真相,破解强加给原告的"告官要见官"的诉求,探究这一制度在我国"一枝独秀"的奥秘。从根本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制度选择的错误,因此,应当将这一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删除。
“共享经济”时代个人信息数据权的应用与保障
李帅;共享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网络平台为依托,通过信息数据的传播,引导线下的商品运输及服务提供,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信息数据中除了包含商家经营所必需的技术性或描述性内容之外,也包含了相当数量的用户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数据。当前,个人信息数据在共享经济过程中承载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日渐成为商家的重要经营资产,但由于其内容涉及用户个人隐私,故平台或商家的不当信息共享或交易行为将极有可能损害用户合法权益。本文探讨个人信息数据权的法律定位以及当前的应用与保障路径。坚持以开放为基本精神,合理规范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主体并限制共享范围,运用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基本理论以及概率统计、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形成了涵盖法律规范、审查标准、个人权利意识构建等内容的机制模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隐私权保护探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杨红文;官明昌;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泄露患者信息、非法获取他人信息并传播、侵扰他人生活安宁等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现象。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首次对隐私进行明确定义,并列举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模式和侵权样态,弥补了隐私权的立法漏洞。笔者通过疫情中侵犯隐私权的情形探索个人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更好地保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人隐私权,避免让隐私权被侵犯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后遗症"。
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焦虑、机遇与挑战
程迈;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功的商业化运用正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相应地也改变着政府治理的模式。但是面对这些新技术、新现象与新问题，人们对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产生了许多焦虑，尤其是担心歧视现象会加剧、人在政府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会大大下降、决策过程更加不透明。但这些焦虑许多时候与人们对数字时代的特征认识有限、混淆了科幻与现实有关，属于过度焦虑。实际上，数字时代的到来赋予了完善政府治理的良机，可以更高效地纠正政府治理过程中的错误，更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也对政府治理提出了许多挑战，尤其是作为参与者的民众的理性化程度更低、传统的政府治理结构在应对挑战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治理模式需要重新思考民众参与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正视技术权力与逻辑对既有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并在不损害数字时代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实现政府权力与数字技术权力的平衡相处。
再论：行政自动化所衍生之法律问题
蔡志方;本文赓续个人于1998年8月发表之《行政自动化所衍生的法律问题》一文，配合当前相关科技之进步与运用，因E化政府实行行政自动化，特别是完全自动化，（可能）引发有关问题，参考最新之相关文献，与古为新，作更深入之探讨。本文除探讨行政自动化之概念与种类，对于何等公行政事务适宜采取自动化、行政自动化应具备何等前提要件、行政自动化之技术与法律要求进行探讨。另外，对于须经听证程序或提供当事人陈述意见始得作成之行政处分能否实行自动化，行政自动化下当事人之协力义务与公务人员之人力运用与调整，自动化行政处分意思之形成、表示与通知，自动化之会议出席人数，自动化设施故障与意思表示之错误如何处理，以及行政自动化衍生之行政救济与AI失控等问题，均配合最新法制与学说理论，重新进行思考与论述。
Handelsgesetzbuch·Fünftes Buch Seehandel德国《商法典·第五编 海商》
马金星;<正>根据2012年12月13日联邦议会和2013年2月1日联邦参议院分别通过的《海商法改革法》修订,2013年4月24日第十九号《联邦法律公报》第一部分第832页及之后公布,2013年4月25日生效实施。~①第一章船舶运输当事人第476条船东船东是指借助于营运海上航行船舶从事营利活动的船舶所有人。
欧洲人权法院适用边际裁量原则的方法与逻辑
范继增;边际裁量原则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希腊诉英国案起成为欧洲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的核心裁判方法。英国学者Letsas将边际裁量分为结构性边际裁量和实体性边际裁量两类。本文将在辅助性原则基础上重新审视Letsas的理论,并且以Greer的理论对Letsas观点进行补充。人权法院对任何案件都会在程序上进行司法审查。在人权法院同意缔约国法院裁判结果时,其会对缔约国作出一般性的赞同决定;当人权法院无法作出确定性结论时,人权法院会确认自身的司法局限性,给予缔约国巨大的边际裁量空间。辅助性原则同时也意味着人权法院有义务弥补缔约国人权保障的不足以及监督缔约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效果。
中国司法改革四十年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高一飞;陈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司法改革。一是恢复重建中的司法改革(1978—1997),这阶段完成的主要司法改革内容有:进行机构恢复与重建、制定与实施基本法律、创设严打程序和下放死刑复核权、设立专门法院并对法院内部权力分设、改革经济检察机制并调整检察权。二是第一轮司法改革(1997—2007),这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建设、推进人民法院审判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检察体制机制改革。三是第二轮司法改革(2007—2013),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法院内部权力运行模式、全面推行司法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规范司法行为。四是第三轮司法改革(2013—),主要内容是: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职权配置、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四十年司法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司法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司法改革应当全面推进、应同步进行体制改革与机制改革。党的十九大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以四项基础性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四梁八柱"式的改革。党的十九大后,司法改革的方向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ICSID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问题与解决之策
张晓君;魏彬彬;ICSID是国际上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最为重要的机构。中国作为ICSID公约的成员国,面临着国家豁免、相关国内法缺乏、公共秩序保留、审判监督程序、《纽约公约》的适用等困扰ICSID裁决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大改善投资环境力度,改革涉外投资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遵守公约义务,确保ICSID裁决在中国顺利承认与执行,扩大投资合作,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围绕ICSID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