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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谢弗林时代的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基于若干判例的审视
黄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别于1944年和1984年确立的"斯基德莫尊重"原则、"谢弗林尊重"原则,是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两大重要原则,但二者如何进行衔接一直是困扰学界与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为此,美国最高法院在此后数年间尝试在一系列个案中解答这一难题:奥尔案中法院确立了超级尊重原则;克里斯腾森案与俄勒冈案中法院对谢弗林原则的适用疆域作了限缩;米德案及其后若干判例标志着"斯基德莫尊重"与"谢弗林尊重"并行体系的初步建立;X品牌案则确立了行政解释优于司法先例的判断框架;阿灵顿案表明司法应尊重涉及行政管辖权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姿态的变迁,一方面表明了近年来美国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与国家权力结构重心的转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从司法克制主义到司法能动主义的转变。
新乡土中国视阈下基层司法职能研究
邢勇;乡土司法即乡土社会的基层司法,是指农村地区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的司法活动。在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变迁的新形势下,基层司法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被赋予更加重要的使命。人民法庭的核心职能就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人民法庭的重要职能体现在支持、指导、参与等三个方面。
疫情防控期间刑法适用的精准化研究——以涉疫情犯罪刑法适用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王希;疫情防控期间,为准确打击涉疫情犯罪,最高院、最高检等机关制定了众多指导文件,发布了数十个典型案例。经过对指导文件及典型案例的解读,发现在文件及案例的指导及影响下,司法审判在对涉疫情犯罪的刑法适用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误。实践中出现了对同一犯罪行为错误地进行"既从严又从重"双重评价、扩大法律适用边界时对行为人主观因素考虑的缺失、从重处罚规则的不当运用、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模糊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须从制定更具差异性的指导意见、落实政策要求的统一解读、把握对变更规则的使用、合理使用多种处罚方式、完善典型案例的发布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以保证刑法的精准化适用。
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的法理省思与制度优化——以税、费本质属性为视角
刘琦;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保费的征管体制改革旨在节约征管成本、提升征管效能,但现行立法的模糊不清以及对于社保费本质属性及其特殊征管需求的认识不足极大制约了改革实效。社会保险制度公法属性鲜明,其与税收制度的强制性、固定性和无偿性特征同中有异。通过深入比较二者的制度属性,提出强制性参保与自愿性参保的分类处理、碎片化征缴向固定性征缴的深入推进以及量能课征与量益课征的内在关联,以此实现相应的立法完善和制度优化。
过失共同正犯研究——以日本的学说状况为视角
李世阳;过失犯是否可能成立共犯?关于这一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通说的观点从《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出发,否定了共同过失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肯定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运用过失共同正犯的相关理论进行解决。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刑法》第25条第2款所规定的共同过失犯罪作深入研究。本文主要考察当前日本刑法学界中关于过失共同正犯的主要观点,追溯各种学说背后的理论根源,总结否定说的主要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作批评性检讨。
现象与理论：符号学视角下的行政行为公定力
马生安;作为公定力理论研究对象的公定力,其产生、发展至今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基于国家公权力先验优越性推定的事实上的效力;基于宪法、行政诉讼法制度推定的法律效力;为行政程序法所明确规定或判例法所确定的法律效力。公定力概念表达的并非行政行为任何一项具体的效力内容,而是对行政行为的存续力、拘束力及强制力之效力内容的概括与统称,属于反映和揭示行政行为效力之普遍性或一般性问题的范畴。在现代社会,公定力本质上就是行政行为依法产生的形式效力,属于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法定效力"而非"推定效力"。基于公定力现象的历史考察及公定力理论的符号学分析,公定力理论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对其应该予以摒弃,以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
地方主义、跨区域事务与地方立法改革——以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央地关系为视角
郑毅;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地方主义现象,其具有央地关系改革、跨区域事权归属、地方立法制度等多维度、深层次背景,但相关疫情法治研究未被充分关注。从理论逻辑、规范表达、改革实践乃至比较视角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类重大跨区域事项均属典型的中央事权范畴,且国家的统筹实施也的确取得了喜人的疫情控制效果。然而,作为一些不和谐因素出现的地方主义做法,却同样在逻辑、规范乃至实践中可能经由地方立法的途径获得一定形式的合法性。该悖论的根源在于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同央地立法权改革的关系误区、跨区事务的精细类型化不足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实质化转型尚待深化。应警惕地方立法权沦为地方主义的"法治外衣",着重从协同度、精细度、匹配度、控制度四个方面科学推动地方立法权改革。
新时代司法机关配合与制约关系的调整
高一飞;蒋稳;司法机关配合与制约原则是对我国法律中司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概括表达。1979年刑事诉讼法将公检法三机关配合与制约原则首次写入法律,1980年这一原则首次入宪,此后多次修订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一直保留了这一原则。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配合与制约原则从三机关扩展到四机关,即将司法行政机关增加为配合与制约原则中的主体。我国应当坚持司法机关配合与制约原则,理由是:配合与制约原则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具体内容具有统一性和开放性。司法机关配合与制约关系应当遵循以下标准: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将司法行政机关扩充为配合与制约的主体,尊重检察机关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警检关系,体现人民法院对侦查权的司法审查。我们建议司法机关之间关系调整的具体措施有:将看守所转隶司法行政机关,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执行刑罚,加强检察机关对其他司法机关的诉讼监督,确立检察引导侦查的警检关系,将批捕职能转隶人民法院,检察机关的司法职务犯罪侦查权也应当转隶监委。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规则续造
刘凡;我国现行法律将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三大类，这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冗繁且分级衔接不足，以及早期干预、专门矫治教育等保护处分措施未发挥应有的矫治功能等问题，从而影响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法律治理成效。域外国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经验，尤其是对教育措施的强调和罪错行为分级的明确，对我国进一步完善罪错未成年人法律治理具有参考价值。对此，应当建立更为清晰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标准，坚持不良行为、触法行为、违法行为、触刑行为、犯罪行为“五分法”。并基于此分级标准，在保护处分方面逐级完善矫治教育的实践适用，即加强各方主体对罪错未成年人的预防、教育措施，以及重视专门矫治教育机构和社会化矫治机构建设。
论个人信息权利行使的限制
徐伟;邓朝辉;没有权利不受限制，个人信息权同样如此，但当前研究多强调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而对何时和如何限制该权利关注不足。限制个人信息权利行使的理论根基主要有三：基于权利冲突、权利滥用和相对义务的有无。依托这三项理论根基，可推演出限制个人信息权利行使的主要事由，包括为保护他人合法权益、为保护个人其他合法权益、为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以及信息处理者无需履行或无法履行配合义务。当存在限制事由时，结合比例原则，完全不响应信息主体的权利请求应作为例外性的限制方式，多数情况下信息处理者应采取不完全响应权利请求、要求信息主体承担合理费用以及以期间限制权利的行使范围等方式来限制个人信息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