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人民政权：共同纲领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
罗冠男;共同纲领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权力机构设置上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国家权力机构设置上采用的是立法、行政、司法、检察以及军队指挥权集于一体的“大政府”形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务院通过立法权、行政权上的相互配合，进行国家事务的管理。1954年宪法则意味着《共同纲领》指向的人民政权的实际塑造。同时国家权力机构设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立法权上行至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权下行至国务院，形成了人民代表机关权威下的合理分权和分工，是对国家权力机构设置进行科学合理调整的重要一步。这一变化的内在逻辑主要在于客观上国情和国家面临的任务的变化、主观上人民主观观念的转变以及实践上国家权力配置的完善。
人民民主专政新论——基于宪法历史语境的思想史展开
熊建明;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硕、实践丰沛；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制度变换、结构动荡，《宪法》面世至今，更有巨大实质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早已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阶级消亡；工农联盟是最广大、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民主体。虽然宪法仍将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作斗争定为“阶级斗争”，但此“阶段斗争”绝非阶级间对抗，敌对分子与人民间完全不成比例。人民通过民主方式，生成人民民主的专政即民主专政，全面执掌国家政权，这可能是专政的全新要义；国家用暴力防御、对抗，于必要时镇压敌对势力，此乃所有国家的一般职能。宪法规定的爱国统一战线里中国人民，以人民民主整体生成人民专政，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专门执政结构、方式和程序，人民民主专政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既民主又独断地呈现并运行国家政权，并由《宪法》表达和实施。即“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并专门执政”缩写为“专政”，完全不等于制裁：国内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在成为敌对之前，属于人民阵营，强制改造后变为新人，又恢复相当人民属性，绝非敌人；境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超出阶级范畴，与帝国主义或国际邪恶势力等相联。必须通过加强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双重政权建设，全面提升执政水平。
博弈论视角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政立法研究
江必新;王鑫;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博弈是指在享有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权力的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的活动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复杂博弈与决策的过程。博弈主体主要包括行政立法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公司、社会公众。通过深入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博弈的基本结构，分析出三个博弈困境，分别是行政立法主体自利性与自由裁量权的结合可能导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政立法偏离公共利益、信息不对称增加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成本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缺失。在博弈困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的建议，主要包括完善“程序—实体”规则以制约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中行政立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这些措施旨在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行政立法质量，平衡科学技术发展和公共利益，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负责任性、可信任性、可持续发展。
论基于行政前置限制醉驾行为的犯罪化
董丽君;醉驾行为入罪有效减少了醉驾及因醉驾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但随之而来的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的激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刑法学者们针对如何限制醉驾入罪提出了多种观点，中央司法机关也意识到了采取限制措施的必要性，并已通过司法解释确定了限制醉驾犯罪化的具体路径。为实质性降低醉驾行为过度犯罪化，减少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的数量，需要运用行政措施，在《刑法》中设定醉驾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行政前置条件。醉驾行为首先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对初犯者采取行政处罚进行惩罚与教育，而对造成重大后果者或一定期间内的重复醉驾者，则直接追究其刑事责任。设立醉驾行为入罪的行政前置条件，旨在确保法律责任追究的平衡，避免司法资源被过度占用，有效减轻醉驾刑事化程度，以促进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
柔性执法的关键要素与理论逻辑——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徐继强;赵晗宇;柔性执法是一种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创新执法模式，但现阶段其规范实施却成为实践难题，而学界又缺少对其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探讨。通过对柔性执法数据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构建多维整合模型，结果发现，执法者自身建设是柔性执法的主体要素，柔性执法者需具备更高的执法素养；执法对象识别是执法起始要素，柔性执法通常针对轻微违法或过失违法行为；执法手段和执法主体间性是执法过程要素，二者相互促进，例如既需要采用综合性非强制手段也需要建立执法双方的平等互信关系；违法源头治理是执法目的要素，柔性执法的目的并不在于惩戒，而在于建立相对人的守法可持续性；执法理念是执法内在要素，强调执法的人民性。未来柔性执法实施需要打造高素养的柔性执法者，规范选择柔性执法对象，在执法过程中同时把握执法手段的选择和主体间性的建立，坚持违法源头治理的执法目的，执法全程需要贯彻执法的人民性，避免柔性执法沦为仅强调手段创新的“花式执法”。
具体识别同为法律的国家立法机关规范性文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实践为视角
戴龙杰;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具体识别狭义的法律，既是立法学研究回应科学立法的题中之义，亦为完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无从回避的前置命题。无论按照《立法法》对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立法机关及其工作机构公布的法律名录，还是学术界提出的形式性标准，都不能完全印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律实施也即执法检查对法律的独特判定。根据执法检查实践，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仅具批准、授权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仅针对特定地区或就特定主体、临时事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律，变动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或决议不是法律，这种排除型列举也反向契合现行《立法法》第七条第二款关于法律规范实质内容的原则规定。在此基础上，可从宏观与微观的两重视角抽象提炼出法律，也即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具备普遍的时间、空间、对人效力，设置了国家权力、公民人身自由与财产权作为核心范畴的法律关系，并完整遵循主体、事实、后果三方面逻辑结构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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